两会期间，一则“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境况和心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如何做大“中等收入群体”？使收入分配格局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3月13日《北京晨报》）

这则信息源自一位北京的白领小姚，他每月收入约7500元，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后，每月实发约6500元，再除掉房租、伙食费和交通费等生活必需开支，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他说生活在北京没有安全感。租住在蜗居，出门挤地铁，买房是奢望……应该说，他的焦虑虽然引起共鸣，但不具典型性，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钱，但总算还有积蓄，北漂京华的打工者，他们每月总收入低于2500元的恐怕还不在少数吧。由此观之，小姚的焦虑有些小资无病呻吟的煞有介事，若这个收入有了群体性的焦虑，那处于社会底层或游荡于城市边缘的低收入群体岂不成了难以生存的一族？

但恰恰如此，反而隐喻了中国社会的阶层割裂及疏离感，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最辛辣的社会反讽。谁都知道，收入分配橄榄形的格局较之金字塔形更为合理。中国社会，震荡期最大的特点是行业收入分配不均和两级分化严重，还有就是国民可支配收入整体偏低。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同比增长8.4%，低于GDP增长9.2%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的幅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比平均数低2692元。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离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还有相当的距离。

令人不安的是，即使是欧美国家，这些被国内经济学家视为完美的橄榄型社会，前者饱受高福利带来的经济发展凝滞和主权债务危机拖累之害，后者同样面临着收入差距拉大的社会异化之苦。占领华尔街的街头运动，凸显美国基层民意对生活现实不满的宣泄。

因此，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性困扰，不是拿来西方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模板，就能破解收入分配的群体性焦虑，也未必就能缓释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而且，中国社会还存在着法治不完善、还面临着公平正义转型的重任。因此，对于收入分配的政策设计和社会实践，除了学习西方更需自我创新。

中国白领们的群体性焦虑，源自收入的不高；更为广泛的蓝领人群，其焦虑感或更为强烈。而且，从逻辑上讲，若白领们是呐喊，蓝领们应该是怒吼。奇异的是，最底层民众的疾苦似乎消音---表象上的大音希声则更为可怕。基层民意，或在痛苦中凝聚压抑，但总会喷薄而出。故而，正视白领们的群体性焦虑，并不在于顶层设计出一个乌托邦的橄榄型社会，而在于眼睛向下切实关注底层民生。若蓝领阶层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境况，哪怕只是“穷快乐”的幸福感，白领小姚们的布尔乔亚之叹完全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娱乐性宣示。

显然不是这样，白领们的群体性焦虑，鉴照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障碍，按其月均7500元算，已经跨入了年均过万美元的现代化门槛，但事实上他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社保保障和安居环境的城市群落里。物质上依然拮据，心理上更加悲戚充溢流浪感，若制度体系不能给他们以安身立命的安全感，中国社会就不能涵养出中产阶级，也就无法形成橄榄型社会的稳定内核。

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的是多维的政策设计困境，既要考虑从温饱到小康的社会大众的诉求，又要前瞻地思考未来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民生愿景，尤其是要规避西方国家暴露出来的现代文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