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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最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认为“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建议修改刑法，设立 “挥霍浪费罪”，以遏制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之风。（见昨日《工人日报》）
先解决刑责贪污再考虑挥霍入罪
挥霍浪费之风，多年来愈刮愈烈。道德言禁基本无效，转而诉求刑律也不失为一条路径。只是，此路通与不通，还得深入讨论。
按照赵林中代表的举例，他所认定的 “挥霍浪费”实则指向的是公务接待。如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
但这林林总总的 “公务吃喝请送”已是官场潜规则。在财政预算的口子对这种“挥霍浪费”还是敞开着的当下，将公务吃喝中的挥霍浪费归入刑责，将不可避免地遇上执行难。一个司法上的技术难题在于，人大代表明知财政预算中公务消费的比例过高，却仍然投了赞成票，这是不是“挥霍浪费罪”的“共犯”？若在公务消费的源头财政预算上就卡严实了，又何来如此之多的 “公务吃喝请送”潜规则。
因而，遏制公务消费中的“挥霍浪费”其实并不在罪刑的严厉，而在制度的严密。若能以更细化的制度改变现实中的 “行政约束预算”，转而实现“预算约束行政”，官方想“挥霍浪费”也没了资本。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坏的制度能让好人也做坏事，好的制度却能让坏人也做不了坏事。
当然，与此相伴生的，还应包括公权力向私权利的开放。只有民众来监督人大代表，进而监督政府，才能确保预算制度的民生含量。若人大代表实则被异化为官员代表，自然乐于为自己将来能够 “挥霍浪费”留下伏笔。预算不能约束行政，正在于人大代表官员化和官员代表在投票中的自身利益化。
公务接待中的挥霍浪费实质上是财政预算制度问题，但公款私用却是现实的刑事司法问题。挥霍浪费更经常出现在假公济私的私人请吃公款埋单上。这种公款私用，在法律上并不存在 “入罪”的障碍。依刑法第382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动用公款吃喝，当然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不论是公款，还是用公款购买的 “吃喝消费”，当然也是“公共财物”。以公务之名实私人吃喝玩乐之实，符合“骗取”的特征，若不以公务之名而动用公款吃喝，则是赤裸裸的“侵吞”。在主观上，享用“公款吃喝”的官员只是故意，至少谁听说过“过失公款请吃请喝”的例证？
不过，相比起还在建议之中的“挥霍浪费罪”来说，对现实中正在频频发生的“贪污罪”，当是检察机关更为紧迫的现实挑战。王琳
惩治公款吃喝更需要“法治”
前不久，浙江舟山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一审判处某卫生院院长傅平洪有期徒刑11年，傅用于吃喝玩乐的44万元公款被全额认定为贪污款。可见，虽然《刑法》中没有“挥霍浪费罪”，但惩治公款吃喝并非无法可依，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缺少旨在对公款吃喝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裁的法律，缺少的是保障这些法律能够严格执行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文化。
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是按照《刑法》的规定对公款吃喝者课以侵犯财产罪或贪污罪，还是增设“挥霍浪费罪”专门对公款吃喝者“对症入罪”，首先都必须对公款吃喝行为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取证。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项工作几乎无从下手，因为从2006年中办、国办下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注5）到各地的具体规定，都未能对何为正常的公务接待、何为公款大吃大喝做出明确认定。赵林中代表认为“适度的公务接待是开展工作的需要”，“过度应酬、公款吃喝”则需要立法加以遏制，但何为“适度的公务接待”，何为“过度应酬、公款吃喝”，却没有一个可依据和操作的标准。既然标准尚不明确，公款吃喝难以认定，又谈何立法定罪呢？
现在我们探讨惩治公款吃喝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立法修法的“法制”层面，而应当上升到立统建制的“法治”层面。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欲规范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行为，关键在于建立严格的现代财政预算制度，使预算真正成为国家和地方的年度立法。政府预算一旦经过立法机构或代议机构批准，就成为立法机构对政府的授权或政府对立法机构的责任状，政府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公务接待必须严格依据预算，哪怕超过一分钱也不行如芬兰中央银行行长某次公务接待，菜单中有一道鹅肝被媒体发现属于超标，结果该行长被迫引咎辞职……
财政学家说得好，“预算是摆脱一切意识形态粉饰的国家组织框架”，预算与代议制度密切相关，需要有相对独立的国家审计机构严格审计执法，需要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制衡。惩治公款吃喝需要加强“法制”，更需要加强“法治”，需要站在推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现代法治文明的高度，制定一部符合国际标准的财政预算法，建立严格的现代财政预算制度。潘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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